吴勇 刘琦使环境信用成为企业新利益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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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1

内容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 对于环保失信企业、高污染企业,实行行政管制和经济处罚双重手段,迫使“双高”行业向“双低”转变,去存化去产能化,优化产业升级;对于环保守信企业、新兴绿色产业,给予金融优惠,形成激励效应,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实现对市场的矫正。

通过对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的社会化运用,可以控制产业转型中资金投入的总量和方向,在最大程度上聚集社会资本和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环境信用制度是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环境行为信息进行收集、评价和分级,并对社会公开供相关部门、组织在社会、经济管理中进行运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加强企业环境信用制度建设,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

  环境信用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维度。

首先,环境信用的信用压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使企业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

环境信用在各个行业将风险重置,将足够的资本投入到那些能源、资源利用率高的行业当中去,而不用过于担心环境风险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第一、二、三产业相互支持联系,形成绿色产业群落。 其次,环境信用的调控效应,支持节能减排。 当前,我国部分行业能源消耗大且利用率低,生产与环保相脱节,给资源、能源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给生态环境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而对企业环保信用进行评级,并将评价结果对社会披露正是产业调控的信息基础。

以环境信用为基础的绿色金融投放的差异化、区别化,发挥政策宏观调控功能,帮助产能过剩行业升级改造,减少污染排放,不再透支环境资源承载力。

最后,绿色信用的资金导向,促进新兴清洁产业领域发展,加大政府在环保型产业的投资。

对于环保失信企业、高污染企业,实行行政管制和经济处罚双重手段,迫使“双高”行业向“双低”转变,去存化去产能化,优化产业升级;对于环保守信企业、新兴绿色产业,给予金融优惠,形成激励效应,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实现对市场的矫正。 通过对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的社会化运用,可以控制产业转型中资金投入的总量和方向,在最大程度上聚集社会资本和资源,为绿色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国环境信用制度发端于环境信用评价  2005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省从2006年起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区要全面推行企业环境行为评价。 2013年,原环境保护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环境信用评级。 2015年12月,原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企业环境信用制度基本形成,企业环境信用记录全面建立,覆盖国家、省、市、县的企业环境信用信息系统基本建成,环保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有效运转,企业环境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普遍提高”。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环境信用制度整体上还处于不完备的阶段,基本上只建立了环境信用评价制度。 即使是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了许多问题:第一,各地环境信用评价实践中,纳入评价范围的企业和评价的指标缺乏统一的标准。

各地的实践不尽相同,无法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确定、有效的指导,不利于统筹跨区域的环境信用体系、形成全国统一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未能用统一的标准和形式来表征企业的环境行为。

第二,环境评价结果公开与共享受限,对企业缺乏有效的救济机制。

目前还未有效建立环保部门与发改委、财政、银行、证券、保险等经济主管部门,与保护组织、社会公众建立环境信用评价的联动机制,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的公开度和共享度非常有限。

另外,环境信用的大部分信息掌握在政府和相关部门手里,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于环保信息公布的时间、范围、程度等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在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时,没有对企业进行救济的制度设置。

第三,奖惩机制不健全。

对守信企业的激励措施虚化,如对市场准入只提到了“优先”,对信贷支持“建议”,对用电“优惠”等,但是对于“优先”“优惠”“建议”并没有具体标准,亦无实质的保障措施。 对失信企业,“加大”稽查频率,对限制准入条件也只是“建议”,操作起来没有科学的评判标准,难以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目标。